2016年11月8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从次日零时起,废除500卢比和1000卢比两种最大面额纸币的流通,但是个人和家庭支付水电煤等公共事业费用以及缴付学费所用钞票可以豁免至12月15日作废。12月30日之前,印度民众可以在银行和邮局存入旧钞或换取新钞,存、换钞超过20万卢比必须出具相关收入证明,对于无法证明合法收入来源的,印度政府将征收最高至200%的惩罚性税收。此次“废钞”行动突然,印度各级政府和银行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按规定,全国每人每日在银行柜面和ATM机上换钞限额分别为4000卢比和2000卢比。

“废钞”行动强化了印度银行体系对社会资金流动的控制能力,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长期以来存在的税制改革倡议。印度税种之多和征管之难举世闻名,其中一套改革方案主张印度取消所有间接税税种并用银行交易税代替,每笔经由银行账户的资金将被征收1%—3%的交易税。该方案得到印度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广泛支持,而该群体被认为是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主要支持者。印度政府将于2017年2月推出新一年的财政预算案,部分右翼媒体已经在积极为税制改革造势。但是,具体政策是否能够推出仍然有待观察。

“废钞”行动对印度全国经济活动造成很大冲击。此次废止的大面额纸币是印度经济活动中使用最频繁的货币,约占全国现金流通量的85%。短期内,莫迪政府突然出台的“废钞”行动严重冲击了印度的货币流通,造成消费和生产活动骤然遇冷,可能令2016年印度的GDP下跌3—4个百分点。但是,“废钞”行动对无法提供收入证明的资金征收重税,使印度47个大中城市11月的税收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265%,极大改善了印度政府的财政状况。总体来看,突如其来的“废钞”打击了印度民间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命令颁布两周内,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下跌超过4%,印度国内黄金价格比国际金价溢价2%。

从实际效果来看,自宣布“废钞”以来,截至2016年12月9日印度的流通现金较2016年10月28日减少9.2万亿卢比,降幅约为54.10%。相应地,活期存款增加1.5万亿卢比,定期存款增加4.8万亿卢比,增幅分别为13.91%和4.97%。预计新增活期存款中绝大部分可能在未来重新回流至现金,真正从货币供应中“消失”的纸币约为2.9万亿卢比,占印度货币供应的3.41%。因此,印度的“废钞”行动对于打击黑钱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并未如印度政府宣传的那样立竿见影,反而是通过该政策刺激大量货币由流通现金向银行存款的形式转化。

莫迪政府面临三大根本障碍

印度政府声称此举是为了打击贪污、恐怖活动中广泛存在的黑钱以及假币。但是,市场普遍认为莫迪的真正目的是将地下资金纳入税务监管范畴,在中长期内推动印度税收增长,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此外,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上台之后围绕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大做文章,导致印度人民党在中期地方选举中接连遭遇滑铁卢。“废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竞选中依赖“买票”的地方政党,有利于基层组织健全的印度人民党。

“废钞”虽然给商业活动造成很大冲击,但是却赢得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这种略显矛盾的现象的背后是印度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问题。

2014年大选中,莫迪凭借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出色的经济成就,领导印度人民党赢得多数席位并当选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之后,大力推动改革,积极改善印度的营商环境,促进制造业发展。然而,历届印度政府都曾经致力于结构性改革,却同样面临三个根本性障碍:一是如何平衡印度的农业部门和劳动力市场,印度在历史上形成对农业的高额补贴,同时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推进改革势必影响到拥有大量选票的农民和工人的切身利益,劳动力市场改革推进并不顺利,政府希望发展制造业提高就业水平的计划仍然困难重重;二是如何建设全国统一的税务体系,这既关系到政府能否获得充足的税源支持改革,又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调,特别是与不同民族和宗教地区的关系,将直接决定印度的政治稳定;三是国际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印度的改革,印度贸易结构中大量进口黄金和石油,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在外汇管制背景下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很大,目前外资纷纷进入印度,但是除了中国、日本企业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之外,大量欧美游资涌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并未形成真正的产能。

印度“供给侧”改革难点

印度经济从制度改革和科技创新拉动逐渐发展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新阶段,“供给侧”改革的难点也逐渐凸显出来。

劳动力供给方面。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平均年龄26岁,英语应用较为普及,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人口红利始终无法释放出来。许多企业主雇佣少数工人同时从事多项生产,限制了分工专业化和工人熟练水平的提升。在更深层次上,种姓制度依然影响着印度人的就业观。释放巨大的劳动力潜力,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改革,更是整个社会文化层面的更新。

土地供给方面。印度的耕地面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土地产权混乱,在城市里政府无力改造贫民窟,在市郊企业无法顺利征地建厂,在农村土地纠纷经常引发种姓和民族之间的械斗,这些都不利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印度的气候雨热同期但是季节分布不均,政府本应大力投资兴修水利工程,在现实中各级政府却将并不充裕的资金用于直接补贴农户,转头再向中央政府索要补贴,中央政府则通过发行政策性债券的方式强制银行认购,大量资金无效沉淀,最终形成的坏账还是由全民买单。

资本供给方面。印度经济发展严重缺乏资金,无论是国有企业改制还是引进外资政策,在国内都会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印度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态度仍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除少数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外,大多数中小企业在政策、信贷等方面备受歧视。印度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也非常暧昧,部委之间缺乏协调,经常是商务部门争取外资投资设厂后,税务部门马上跟进课税罚款。

科技创新方面。印度在空间探测、武器装备、生物制药等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但优秀人才也大量流失。主要是因为印度的教育资源集中在高等教育方面,集中力量培养高精尖的科技人才,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贫富差距的跨世代固化,中产以上家庭有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贫困家庭要么选择将子女送去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宗教学校,要么选择让子女早早辍学,这使印度在向硅谷输出大量工程师的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文盲人数。

以上种种问题根源在于印度的制度供给严重滞后。印度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至今仍未形成共识,还在尼赫鲁的“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和甘地的东方式生产理想之间徘徊,国家治理层面无法形成合力导致历次改革都不彻底。在印度特殊的治理体制之下,中央政府在需求管理轨道上的调控工具有限、作用力度不足,投资、消费和贸易的“三驾马车”基本上是在宏观经济框架内呈现周期性增长。印度历次经济改革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路线之争,也长期在自由化或国有化的政策中反复,但是,印度的经济改革始终未能解决体制上的根本障碍,其经验对所有转轨经济体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如何为改革积累动能、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加快中印自贸合作

虽然印度改革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但是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大国和近来增长强劲的经济体,印度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印两国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产业结构中间偏大、贸易依赖度高、对内投资过多而消费不足。印度产业结构刚好相反,一、三产业占比大,第二产业占比小。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拉动,投资和出口的占比较低。印度作为世界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当前国际油价走低改善了其经常账户收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有力地支撑了印度的消费,2015年消费对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接近57%。

近年来,中印两国贸易发展进入了黄金阶段,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贸易总额不断增长。2000年至今,中印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24倍,中国已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阿联酋和中国香港。第二,贸易失衡问题凸显,贸易摩擦逐步增多。2015年印度与中国贸易逆差达到514.5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印度已成为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第三,贸易结构不均衡,互补性强,中国向印度主要出口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运输设备,这五类产品占印度从中国进口额的85%,印度向中国主要出口纺织品及原料、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总体来看,中国向印度出口商品主要以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从印度进口商品主要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两国贸易的互补性很强。

印度经贸战略一直以竞争和赶超为主题,在向中国借鉴改革开放经验,引进外资、促进出口的同时,侧重保护本国市场,从印度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可见一斑。因此,应当考虑加快中印双边贸易协议签订,加快中印自贸区建设。印度国内市场交易成本偏高,复杂的商业生态和恶劣的营商环境对外资企业经营构成巨大挑战,中印可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就钢铁、能源、化工、机械制造、基础设施等方面先行试点合作,以点带面,逐步推进互联互通,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

此外,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与印度的技术落差将为中印两国降低市场集中度、实现错位发展创造新的条件与机遇。当前中印贸易以产业间互补贸易为主,产业内互补贸易为辅。两国应加强竞争性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扩大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异性,促进产业内贸易,实现协同发展。